清吏司在山東的雷霆行動,尤其是對衍圣公府利益鏈條的追查和追繳贓款,如同一把鐵犁,深深翻動了山東乃至整個士林官場板結的土地。一時間,看似平靜的曲阜水面之下,潛流洶涌,而被觸動了根本利益的各方勢力,也開始醞釀反撲。
首先發難的,是看似“清流”的輿論。
濟南、北京乃至南京的各大書院、茶肆之中,開始流傳起種種議論。一些與孔府關系密切或秉持“刑不上大夫”舊念的文人學士,紛紛撰文、聚會,言辭間充滿了對清吏司的質疑與對孔府的同情。
“衍圣公府乃天下文教所系,縱有微瑕,亦當存其體面,徐徐導之。如今清吏司行事酷烈,近乎抄家,豈是待圣裔之道?長此以往,士林寒心,道統何存?”一位致仕的翰林院編修在濟南某詩會上慨然長嘆,此言迅速被門生故舊傳揚開去。
更有甚者,將矛頭直指推動此事的背后力量:“聽聞那薊遼沈某人,雖精于格物,然其行事,多用商賈法家之術,輕視禮教綱常。此番清吏司在山東所為,難保沒有其在背后推波助瀾,意在以此打壓我儒家門庭!”
這些言論在士人中極具煽動性,很快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聲浪,要求朝廷“適可而止”、“保全圣裔體面”的奏疏也開始零星出現。雖然尚未形成大規模攻勢,但已然營造出一種“清吏司得罪天下讀書人”的緊張氛圍。
面對這軟刀子般的輿論壓力,陳子廷在濟南穩坐釣魚臺,不為所動,只是督促屬下加快清丈田畝和追贓的步伐。他深知,對于這些空泛的“道統”指責,最好的回應就是拿出更多、更扎實的罪證。
而身處漩渦中心的曲阜衍圣公府,在最初的慌亂與蟄伏后,也開始暗中動作。孔胤植雖被罰閉門讀書,但其府中智囊和依附的勢力并未閑著。他們一方面利用尚存的影響力,試圖干擾清吏司在山東各地的調查,銷毀或隱匿關鍵證據;另一方面,則開始策劃更狠辣的反擊。
這一日,朱統鑍在曲阜的臨時行轅內,接到了一份來自匿名人士的密報。密報中詳述了孔府一樁塵封已久的血案:天啟初年,曲阜城外一富戶因祖傳一塊風水寶地不肯賣給孔府,竟被孔府管家羅織罪名,勾結當地知縣,將其下獄折磨致死,其家產田地盡數被孔府侵吞,其妻投井自盡,幼子流落他鄉,不知所蹤。密報中還附有當年知縣的師爺(現已致仕,心懷愧疚)的證詞片段和那塊田地的原始地契副本。
朱統鑍看得怒火中燒,立刻派人按圖索驥,秘密尋訪那名流落在外的幼子和知情人。他要將這血淋淋的實證,公之于眾。
然而,就在朱統鑍全力搜集實證的同時,一股更加陰損毒辣的流言,如同瘟疫般,突然在北方數省,尤其是士林圈子和市井巷陌間傳播開來。這流言的源頭極其隱秘,內容卻石破天驚:
“如今的曲阜孔家,并非真正的孔子嫡系正統!真正的嫡脈早在南宋時,便已隨朝廷南下,并在崖山殉國,壯烈犧牲!留在北方的所謂‘衍圣公’,不過是當年投靠蒙元、世修降表的旁支庶脈!他們有何資格代表圣人?有何臉面享受這千年尊榮?”
這則流言,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,直刺孔府存在的合法性根基!它巧妙地利用了宋元之際的歷史紛爭和民族情緒,將“北孔”打上了“投降者”、“偽嫡系”的標簽。
流言傳播極快,內容也在傳播中不斷“豐富”:有的說真正的孔子玉玦和嫡系譜牒早已隨南宋小朝廷沉入南海;有的說蒙元為了籠絡漢人,才扶植了這支聽話的“北孔”;更有人翻出歷代“北孔”迅速向新朝統治者稱臣納貢的“黑歷史”,譏諷其為“代代降表修得好,世世富貴享得安”。
這波輿論攻勢,其狠辣程度遠超之前的“同情論”和“打壓論”,它直接動搖了孔府賴以生存的“正統性”光環。曲阜孔府聞訊,如遭雷擊,內部一片恐慌。孔胤植再也無法“安心讀書”,氣急敗壞地連連上書自辯,并動用一切力量追查流言源頭,試圖撲滅這股“邪火”。
朝堂之上,也因此再起波瀾。支持孔府的官員激烈抨擊這是“無稽之談”、“惡意中傷”,要求朝廷徹查,嚴懲造謠者。而一些原本中立或對孔府不滿的官員,則開始保持沉默,或暗中推波助瀾,樂見其成。
就連朱由校也感到事態有些失控,召來魏忠賢和親近大臣商議。魏忠賢倒是看得明白,私下對皇帝說:“皇爺,這流言來得蹊蹺,怕是有人想借這把火,把孔府徹底燒垮。不過,空穴來風,未必無因。孔府這些年,也確實不像話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