糧倉案塵埃落定,帶來的影響卻如漣漪般持續擴散。
戶部經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。趙侍郎及其黨羽的倒臺,空出了不少關鍵職位。朱元璋并未急于全部填補,而是借此機會,將一些資歷較淺、但背景相對簡單、更傾向于實干(或至少看起來如此)的官員提拔上來,其中不乏非江南籍者。戶部衙門內,往日那種由江南籍官員主導的、近乎板結的氛圍被打破,雖然暗流依舊,但明面上的效率似乎提高了一些。
朝堂之上,針對吳銘的攻訐之聲暫時平息了下去。鐵一般的證據和皇帝毫不含糊的支持,讓那些想借此做文章的人暫時閉上了嘴。吳銘“洪武第一酷吏”、“皇帝手中最鋒利的刀”的名聲不脛而走,令人忌憚。
但吳銘自己卻異常清醒。皇帝的“信任”是有條件的,建立在“好用”且“可控”的基礎上。朱亮祖那條被強行壓下的線索,以及廣東送來的那份關于朱亮祖不法事的密奏,都像達摩克利斯之劍,懸在他的頭頂,提醒他帝王心術的深不可測和局勢的復雜。
他牢記朱元璋讓他擬條陳的任務,這既是機會,也是考驗。他并未急于動筆,而是首先對都察院內部試行了一段時間的“績效考核”制度進行了總結復盤。
結果令人振奮又啼笑皆非。
振奮的是,這套現代管理理念的粗淺應用,確實極大地調動了大部分御史(尤其是年輕御史)的積極性。過去那種磨洋工、寫些不痛不癢彈章的現象大為減少。為了在考評中拿到“上等”,御史們外出查案更勤勉,撰寫奏疏更注重證據,院內協作也增多。都察院的整體工作效率和辦案質量,有了肉眼可見的提升。
甚至有幾個之前表現平平的御史,在這種壓力(或者說激勵)下,竟然真的挖出了幾起地方官員貪墨、刑獄冤案等不大不小的案子,證據扎實,處理得當,得到了皇帝的嘉許。這讓吳銘的“績效考核”有了實實在在的政績支撐。
啼笑皆非的是,也鬧出了一些笑話。比如有兩位御史為了爭搶一個看起來容易出成績的案子,差點在值房內上演全武行;還有一位御史為了湊夠“辦案數量”,把雞毛蒜皮的鄰里糾紛也寫成彈章往上遞,被吳銘哭笑不得地打回去重寫,并嚴肅強調了“案由重要性”的考評權重。
“看來任何制度都得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微調啊…”吳銘看著總結報告,內心OS,“KPI驅動既能激發活力,也容易導致內卷和短視行為。還得加上價值觀引導和過程監督…嗯,下次開會得強調一下‘辦案質量’和‘社會效應’的考核比重。”
基于都察院內部的實踐和糧倉案的教訓,吳銘開始著手起草那份關于“強化監察、防范貪瀆”的條陳。
他沒有提出什么驚天動地的改革方案,而是注重實用性和可操作性:
其一,推廣和完善“量化考評”。建議在各重要衙門,尤其是錢糧、刑名等部門,推行類似的績效評核制度,將官員政績與升遷降黜更緊密地掛鉤,打破論資排輩,激勵實干。
其二,強化異地審計與輪崗。建議加強都察院派駐地方巡按御史的權力和獨立性,并定期對戶部、漕運等關鍵崗位的官員進行異地調任或交叉審計,避免形成利益小團體和盤根錯節的關系網。
其三,規范賬目管理與追溯。建議由戶部牽頭,制定更嚴格的全國性錢糧物資出入庫、記賬流程標準,所有重要批文、賬冊必須多人簽押、備份存檔,確保出現問題時可追查到具體環節和責任人。
其四,鼓勵“吹哨”與保護證人。建議對檢舉揭發貪腐行為者予以重獎和嚴格保護(借鑒劉福的教訓),并對打擊報復者施以重懲。
其五,都察院內部職能細化。建議在都察院內設立專門負責追蹤大額資金流向、核查賬目疑點的專業御史崗位,培養專業的審計人才。
條陳寫得深入淺出,既有理念,也有具體措施,引用了糧倉案中的許多實例作為佐證。
寫完后,吳銘沒有立即呈送,而是先拿去給徐妙錦看。徐妙錦聰慧敏銳,常能從他忽略的角度提出建議。
“夫君此策,可謂老成謀國。”徐妙錦細細看完,眼中露出贊賞之色,“尤其是異地審計和保護證人這兩條,切中時弊。只是…”她微微蹙眉,“推廣考評和強化審計,恐會觸及眾多官員的固有利益,推行阻力定然不小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吳銘點頭,“但這正是陛下想看到的。陛下要的,就是一把能砍破這些藩籬的刀。阻力越大,說明越有必要去做。”
他將條陳鄭重封好,次日便呈送宮內。
朱元璋看到這份條陳后,的反應無人得知。只知道他在西暖閣獨自待了許久。數日后,宮中傳出旨意,條陳中所提諸事,著戶部、吏部、都察會議奏,擇其可行者,逐步推行。
雖然沒有立刻全盤采納,但這已是極大的認可。消息傳出,朝野再次震動。人們意識到,吳銘不僅會查案,更開始參與頂層制度設計,其影響力已遠超一個普通的三品副都御史。
然而,就在吳銘忙于推動這些新政之時,那份來自廣東的、關于永嘉侯朱亮祖的密奏,一直靜靜地躺在他的抽屜里。
他知道,關于勛貴的問題,遲早要面對。而皇帝將這份密奏送到他這里,或許正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,看他如何處置。
眼前的寧靜,只是暴風雨間歇的假象。更大的波瀾,正在遠方積蓄著力量。吳銘站在都察院的窗邊,望著南方,目光悠遠而凝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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