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啟二十年的盛夏,京師仿佛被一張無形而沉重的鐵幕所籠罩。科技部靜室中那驚心動魄的窺探,如同在漆黑的夜空中劃過的閃電,瞬間照亮了猙獰的真相,卻也映襯出前路的更加艱險。顯微鏡下那無數“兩極濃染”的“鉛灰色子彈”——鼠疫桿菌,深深烙印在沈驚鴻、蘇卿卿、孫元化等核心抗疫者的腦海中,帶來了認知的飛躍,也帶來了更沉重的責任。
“看見,是為了更有效地戰斗。”沈驚鴻在緊急召開的防疫核心會議上,目光掃過與會眾人,語氣斬釘截鐵,“此‘鼠疫桿菌’乃疫病根源,形態固定,可通過鼠蚤、飛沫、接觸傳播。此前所有隔離、消毒、滅鼠之策,方向無誤,且必須進一步加強,不容絲毫懈怠!”
然而,知易行難。將微觀世界的認知轉化為宏觀世界的有效行動,其間橫亙著物資、觀念、人力的巨大鴻溝。
有了明確的敵人,一線人員的防護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在沈驚鴻的親自指導下,科技部與工部迅速確定了“標準防疫服”的制式:以致密厚棉布縫制連體罩衣,頭戴同材質風帽,口鼻覆蓋由多層紗布夾棉絮制成的、可更換的加厚口罩,雙手佩戴浸過烈酒的粗布或皮質手套。
得益于沈驚鴻早年推動并在江南初步建立的蒸汽紡織工坊,厚棉布的供應雖然緊張,但尚能勉強跟上需求。蘇卿卿麾下的女子格物學堂以及招募的大量女工,日夜輪班,在嚴格消毒的工坊內趕制這些罩衣、風帽和口罩。她們自身也成為了第一批嚴格踐行新防護標準的人。
然而,關鍵性的隔絕材料——桐油,卻成了瓶頸。桐油在這個時代屬于重要的戰略物資和貴重商品,大量用于船舶、兵器、雨具、漆器的防水防腐,產量有限,價格昂貴。盡管沈驚鴻以內閣輔政大臣的身份強行調撥,甚至動用了部分軍需儲備,但對于需要覆蓋整個京師龐大防疫體系的需求而言,依舊是杯水車薪。
最終,只能采取分級防護策略:僅有那些直接接觸重癥患者、進行淋巴結穿刺或解剖、以及處理尸體和污物的最高風險人員,才能配發數量極其有限的、用桐油仔細浸泡過的油布罩衣。絕大多數在隔離區外圍維持秩序、進行街道消殺、搬運物資的中低風險人員,只能穿著普通厚棉布罩衣,這無疑增加了他們的感染風險。消息傳出,難免引起部分一線人員的怨言與恐懼。
“沈閣老,并非下官不盡心,實是桐油難覓啊!”工部的一位郎中面帶難色地匯報,“若強征民用,恐致物價騰踴,民怨沸騰。”
沈驚鴻眉頭緊鎖,他深知物資的局限非一日可解,只能沉聲道:“優先保障最關鍵崗位。同時,嘗試以其他植物性油脂混合松香等物,看看能否找到替代品,哪怕效果稍遜。眼下,唯有依靠紀律和更頻繁的自身消毒來彌補防護的不足。”
更大的沖突,來自于對死者尸體的處理方式。
此前,官府要求將鼠疫死者深埋,已引發不少抵觸。如今,基于對鼠疫桿菌在尸體內仍能長時間存活并可能污染土壤、水源的確認,沈驚鴻力排眾議,毅然下令:“所有因鼠疫身亡者,無論官民,一律就地火化!骨灰由官府統一暫存,待疫情結束后,再允許家屬領回安葬或自行處置!”
此令一出,舉城嘩然。
“身體發膚,受之父母,不敢毀傷,孝之始也!”一位翰林院的老學士當庭痛哭流涕,上書激烈反對,“焚尸揚灰,乃對死者之大不敬,悖逆人倫,踐踏禮法!豈是仁政所為?!”
“入土為安,乃千年習俗!一把火燒了,魂飛魄散,何以面對列祖列宗?!”民間更是輿論洶洶,許多家庭死死隱瞞家中病死之人,寧愿深夜偷偷掩埋,也不愿交給官府“火化”。
順天府尹和五城兵馬司的壓力巨大。每天都有兵丁衙役在強行收殮尸體時,遭遇家屬的哭嚎、阻攔甚至暴力抵抗。沖突時有發生,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緊張和對立情緒。
沈驚鴻深知這觸碰了儒家倫理最核心的領域之一。他在朝會上,面對質疑和攻訐,沒有引用顯微鏡下的發現——那只會被斥為“怪力亂神”——而是從更宏觀的利害關系出發,聲音沉痛而堅定:
“諸位同僚!非是本官不近人情,罔顧人倫!實乃無奈之舉,存亡之道!此疫之烈,諸位有目共睹。一具病殂,若處理不當,其所含之‘穢毒’足以令數十、數百健康之人染病身亡!京師人口百萬,若任由‘穢毒’通過尸身擴散,后果不堪設想!屆時,非但死者無法安息,生者亦將十不存一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