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2章 如果老朱不在禁海會怎樣？（第1頁）

朱元璋那番關于海疆的話，如同在吳銘心中投下了一顆石子，激蕩起層層思緒。接連幾日，他除了在都察院處理日常公務，大部分時間都埋首于書海輿圖之中。他憑借現代地理與歷史知識，結合所能找到的有限當代記載，開始系統地梳理沿海倭患、海上貿易現狀，以及元朝遺留下來的航海遺產。

這日午后，他正在值房內對著自己繪制的一張簡陋的東南沿海形勢圖凝神思索，太監前來傳旨，召他即刻入宮見駕。

御書房內，只有朱元璋一人。他示意吳銘不必多禮，直接指向攤在龍案上的一幅更為精細的沿海輿圖：“吳銘，你上次說的海疆之患，咱仔細想了想。過來看看。”

吳銘趨步上前，只見輿圖上，從遼東到廣東，漫長的海岸線蜿蜒曲折，上面零星標注著衛所、巡檢司，以及一些被朱筆圈出的、注明“倭寇頻擾”或“海匪出沒”的地點。

“倭寇如癬疥之疾，雖不致命，卻煩擾不堪。前張士誠、方國珍的余孽，亦有盤踞海島者。更別說，前宋、前元時，海上貿易頗盛，番商云集。”朱元璋的手指在幾個重要的港口城市如泉州、廣州、明州（寧波）等處點了點，“咱立國之初，為防沿海奸民與倭寇、殘元勾結，施行海禁，片板不許下海。此乃權宜之計，然非長久之策。”

他抬頭，目光銳利地看向吳銘：“咱聽說你這幾日都在查閱海疆資料，可有心得？”

吳銘知道，這是決定性的時刻。他深吸一口氣，將自己這些天的思考條理清晰地陳述出來：

“陛下圣明。海禁之策，于國初穩固確有必要。然如陛下所言，非長久之計。臣以為，海疆之利，其要有三。”

“其一，固防之利。倭寇海匪，來去如風，僅靠岸上衛所被動防御，事倍功半。須建立一支精悍水師，既能近海追剿，亦可巡弋遠洋，揚威靖海，將賊寇阻于國門之外。水師強，則海疆安。”

“其二，經濟之利。海外諸國，物產各異。我朝瓷器、絲綢、茶葉，乃彼輩渴求之物；而海外之香料、珠寶、乃至高產作物（如番薯、玉米，吳銘適時插入概念），亦可補我之不足。若能設立市舶司，規范管理海上貿易，抽解課稅，其利足以充實國庫，強兵富民。且商路通暢，沿海百姓便多一生計，可有效減少迫于生計而通倭為匪者。”

“其三，眼界之利。閉關鎖國，則如井底之蛙，不知天地之廣闊。通過海路，可探知海外諸國情形，了解其技藝、物產乃至疆域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立于不敗之地。前元汪大淵著《島夷志略》，便記載甚廣，此乃前人之鑒。”

吳銘沒有直接提“開海”，而是從國防、經濟、戰略三個層面闡述了經略海洋的必要性，并將“開海禁”隱含在“設立市舶司”、“規范貿易”的提議之中，避免過于刺激保守派。

朱元璋聽得極為專注，手指無意識地在輿圖上滑動。吳銘提到的“高產作物”、“充實國庫”、“知己知彼”，顯然都說到了他的心坎上。尤其是“井底之蛙”的比喻，讓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眼中閃過一絲不悅，但更多的是一種被點醒的深思。

良久，朱元璋緩緩開口，聲音低沉而堅定：“你說得在理。被動挨打，不是咱的性子。有錢不賺，更是傻子。至于做井底之蛙……”他哼了一聲，“咱大明，要做就做翱翔九天的雄鷹！”

他猛地站起身，下定決心的樣子：“海禁國策，牽一發而動全身，眼下尚不宜全盤更改。但，有些事，可以先做起來。”

他的目光落在吳銘身上，如同實質：“吳銘，咱給你個新差事。都察院的職司你暫且兼著，咱再加你一個‘提點沿海市舶、整飭海防事務’的銜，秩從五品，準你專折奏事！”

吳銘心中一震，立刻躬身：“臣，領旨謝恩！敢問陛下，具體職司……”

“你先給咱拿出個詳細的章程來！”朱元璋大手一揮，“水師如何籌建？艦船如何打造？市舶司該如何設，稅該如何收？沿海衛所該如何整頓？還有你提到的那什么……番薯、玉米，何處可尋？把這些都給咱想清楚，寫明白！不要怕錯，但要言之有物，切實可行！”

“記住，”朱元璋盯著吳銘，語氣加重，“此事干系重大，阻力不小。你給咱悄悄地做，奏章直接呈給咱，不必經過中書省。需要什么資料，可以去找兵部、戶部調閱，但嘴巴給咱嚴實點！”

這便是要讓他充當秘密項目經理，進行前期調研和方案策劃了。吳銘感到肩上責任重大，同時也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挑戰欲。這不再是查案彈劾，而是參與塑造一個國家未來戰略方向的大事！

“臣，必當竭盡全力，為陛下厘清海疆之策！”吳銘鄭重承諾。

領了“提點沿海市舶、整飭海防事務”的密旨，吳銘深知此事非同小可。這并非簡單的職務變動，而是皇帝對海洋戰略的一次隱秘探路，成功與否，關系到大明未來的國運走向。他如同一個接受了最高保密級別項目的項目經理，立刻進入了高效運轉狀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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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他需要信息，大量而準確的信息。公開的渠道自然要走，但更關鍵的是那些被海禁政策塵封的、散落在民間乃至前朝檔案中的真實情況。他不能大張旗鼓，只能暗中進行。

都察院的工作成了他最好的掩護。他以巡查地方吏治、考察民生為名，向朱元璋請了一道允許他查閱相關地方檔案的旨意，開始了他隱秘的調研之旅。第一站，他選擇了前朝海上貿易最為繁盛、如今雖顯凋敝但底蘊猶存的港口城市——明州（寧波）。

明州府衙的檔案庫房，彌漫著陳年紙張和灰塵的氣息。吳銘屏退左右，只帶了一名絕對可靠的心腹書吏，一頭扎進了故紙堆中。他尋找的不是官樣文章，而是前元時期市舶司的舊檔、民間海商的航行日志（即便殘缺不全）、甚至是一些被查禁的私販記錄。

“大人，您看這個……”書吏捧著一本泛黃脆弱的冊子過來，是前元某年市舶司的關稅記錄，上面記載著進出口貨物的種類、數量、價值，雖然年代久遠，卻讓吳銘對當時的貿易規模有了直觀認識。“琉璃、香料、象牙……運出的則是瓷器、絲綢、茶葉，利潤驚人啊。”吳銘喃喃自語，這些數據將成為他未來說服朝臣的有力武器。

他還設法接觸了一些當地年邁的船工、落魄的海商后人，甚至通過特殊渠道，與一兩位表面上早已金盆洗手、實則仍與海外有著藕斷絲連關系的“老江湖”進行了秘密會面。從他們口中，吳銘聽到了更多書本上沒有的東西：海上航路的艱險與機遇，東南沿海錯綜復雜的勢力分布，倭寇與本土海匪的區別與勾結，以及民間對海禁政策的真實看法——既有理解，也有怨言。

“片板不下海？那是逼著會水的人去當賊啊！”一位老船工的話帶著深深的無奈，刺痛了吳銘的心。他意識到，海防問題與民生問題緊密相連，單純的軍事鎮壓只能是揚湯止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