葛弘文案的余波漸漸平息,揚州府在吳銘的鐵腕與新政之下,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清明與活力。
清丈田畝的工作已基本完成,大量被豪強隱匿的土地重見天日,登記造冊。府庫因抄沒、罰款以及按新冊征收的稅賦而變得空前充盈,不僅足以支撐揚州本地的各項開支,甚至開始有余力上繳國庫,支援北伐。
市場上,平準商行體系有效穩定了物價,打擊了投機,中小商戶得以蓬勃發展。招募流民軍戶墾殖的試點田莊,秋收在望,一片生機勃勃。府衙設立的“投狀箱”雖偶有誣告,卻也真實查處了幾起胥吏欺壓百姓的案件,官聲為之一振。
吳銘“吳青天”的名聲,不僅在揚州,甚至通過往來商旅和漕船,傳遍了運河沿線,乃至金陵朝堂都有所耳聞。
然而,吳銘并未被眼前的成績沖昏頭腦。他深知,新政的根基尚淺,許多措施依賴他個人的權威和皇帝的支持。岳父徐達的提醒言猶在耳——木秀于林,風必摧之。
是時候考慮急流勇退了。
他開始著手安排后事——并非個人后事,而是揚州新政的“后事”。
他不再事必躬親,而是有意識地培養提拔了一批在清丈和新政中表現出色、背景清白的年輕官吏,將更多具體事務交給他們處理,自己則側重于把握方向和監督考核。
他將各項新政措施細化成文,編纂成《揚州新政輯要》,詳細記錄了政策初衷、執行方法、注意事項以及已見成效,準備作為交接的藍本。
他多次行文或利用奏章之機,向朱元璋稟明揚州局勢已定,新政步入正軌,隱晦表達“臣本御史,巡按已畢,恐久居地方,有違制例”之意,試探皇帝的態度。
這一日,他正在審閱《揚州新政輯要》的初稿,王伯送來了一封來自京師的公文,并非私信,而是經由通政司轉發的廷寄諭旨。
吳銘心中一凜,恭敬接過拆開。
諭旨并非針對他請辭的回應,而是另一件事:皇帝嘉獎其穩定揚州、推行新政、破獲逆案之功,特賜金銀綢緞若干,并準其將揚州新政之得失利弊,詳細條陳上奏,以供朝廷參考。末尾,諭旨提到,鑒于揚州局勢已穩,著其于年底前將公務交割完畢,回京敘職。
“回京敘職…”吳銘輕輕吐出這四個字,心中一塊大石落地,卻又涌起另一番復雜情緒。
皇帝果然看到了他的暗示,并且同意了。這“敘職”二字意味深長,可能是升遷,也可能是明升暗降,或者simply調回都察院繼續當他的御史。但無論如何,離開揚州這個是非之地和風口浪尖,回到皇帝眼皮子底下,至少暫時是安全的。
他立刻伏案,開始起草那份“詳細條陳”。他知道,這份條陳至關重要,不僅是對他揚州工作的總結,更是能否將新政理念推廣下去的關鍵。他必須寫得既展現成績,又剖析困難,既提出建議,又顯得謙遜穩妥。
就在他潛心撰寫條陳之時,金陵的朝堂之上,關于他的議論卻并未停止。
這一日小朝會,議完幾件軍政要務后,一名御史出列,朗聲道:“陛下,臣聞揚州知府吳銘,在地方推行所謂‘新政’,雖有效績,然其手段酷烈,動輒抄家殺人,如沈茂才、葛弘文案,牽連甚廣,致使江南士紳人心惶惶。且其多用市井之法,重商抑農,與祖宗重農之策恐有相悖。臣恐長此以往,非國家之福,懇請陛下明察。”
此言一出,立刻有幾位官員出聲附和,多是江南籍或與江南士林關系密切者。吳銘在揚州動了太多人的奶酪,即便有葛弘文驚天逆案在前,依舊無法完全堵住這些人的嘴。他們不敢直接否定吳銘的功勞,便從“手段”、“政策”層面進行質疑。
龍椅上的朱元璋面無表情地聽著,未置可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