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13章 無論是哪條時間線的方孝孺，最后都把自己作死了（第1頁）

方孝孺的倒臺，如同在洪武朝堂這片看似平靜的湖面投下了一塊巨石，激起的漣漪久久未能平息。詔獄的大門關上了清流領袖的身影，也關上了無數依附于其門下官員的仕途與希望。錦衣衛和東廠的緹騎四出，按照吳銘提供的線索和徐妙錦補充的名單，在江南和京城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清洗。沈惟庸在杭州被迅速鎖拿，其龐大的商業帝國頃刻間土崩瓦解，抄沒的家產數額之巨，連朱標看了都為之咋舌。一系列與之勾結、收受賄賂的沿海地方官、衛所將領乃至少數京官紛紛落馬，一時間，朝野肅然，東南官場風聲鶴唳。

在這場風暴中，鎮國秦王吳銘似乎成為了最大的贏家。他不僅洗刷了污名，證明了忠誠，更因剿匪和破案之功，深受皇帝嘉獎，恢復了其對天津工坊的完全掌控，權勢更勝往昔。王府門前的車馬再次變得絡繹不絕，只是這次，前來拜謁的多了許多以往持中立甚至觀望態度的官員和勛貴，其中不乏試圖在新一輪權力洗牌中尋找依靠的投機者。

然而，吳銘的心中卻沒有多少喜悅，反而充滿了更深的警惕。他清楚地看到，朱標在重賞他的同時，也迅速提拔了一批與方孝孺理念不合、或原本不得志的官員，填補了朝中的空缺，其中不乏如翰林院修撰黃淮、刑科給事中金幼孜等以才干著稱的少壯派。皇帝在利用他扳倒方孝孺這個“權臣”的同時，也在巧妙地構建新的平衡，絕不允許再出現一個能威脅皇權的龐然大物。

“陛下這是既要馬兒跑，又要給馬兒套上更結實的籠頭啊。”深夜的書房內，吳銘對徐妙錦輕聲道，指尖無意識地敲擊著桌面，上面擺放著關于新提拔官員的履歷資料。

徐妙錦為他斟上一杯熱茶，柔聲道：“經此一事，陛下必然更加忌憚權臣。他能如此迅速地穩住朝局，扶持新人，可見其手段。夫君如今看似風光，實則已站在了風口浪尖。”

“是啊，”吳銘嘆了口氣，“方孝孺雖除，但其代表的清流勢力并未根絕，只是暫時群龍無首。而陛下新提拔的這些人，或許與方孝孺政見不同，但對新明，對我所行的這些‘格物’‘新政’，恐怕也未必認同。在他們眼中，我或許依舊是個異類。”他頓了頓，眼中閃過一絲銳利，“而且，我總覺得，方孝孺倒臺得太容易了些。他經營多年，黨羽遍布朝野，難道就沒有后手？江南那些利益受損的豪強，會甘心就此罷休？”

徐妙錦點了點頭：“父親前日來信，也提醒我們需更加謹慎。他在軍中，也感受到了一些微妙的變化，似乎有人在暗中散播關于新明軍力過于強大的言論。”

樹欲靜而風不止。吳銘知道，表面的平靜下，暗流依舊洶涌。他必須利用這來之不易的喘息之機，加快自己的步伐。

重返天津工坊，吳銘感受到了一種與以往不同的氛圍。戶部侍郎李貫和監察御史王文弼早已被調離（王文弼因牽扯方孝孺案被免官），工坊內少了許多掣肘，但多了一些來自兵部、工部，甚至是宮內宦官派來的“學習觀摩”人員。皇帝的目光，始終沒有離開這里。

吳銘對此心知肚明，他采取了更加開放和主動的姿態。一方面，他擴大了“標準化”生產和“流水線”作業的范圍，不僅應用于火銃火炮的制造，也開始嘗試推廣到軍服、鎧甲等軍需品的生產中，顯著提升了效率和質量的穩定性，讓前來觀摩的官員們大開眼界，這些實實在在的“政績”也成為了他最好的護身符。

另一方面，他正式向朱標上奏，請求在工坊內設立“大明皇家格物院天津分院”，并附上了一套詳細的章程。章程中明確，分院將系統性地整理、研究各類工藝技術，編撰《格物叢書》，并面向社會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礎或手藝精湛的年輕人，進行基礎的數理、格物知識培訓，為朝廷培養專門的匠作和管理人才。

這份奏章在朝中引起了不少爭議。反對者認為這是“以匠代士”、“本末倒置”，擔心長此以往會動搖科舉取士的根本。但朱標在權衡之后，尤其是看到了天津工坊產出對軍力的巨大提升后，最終還是準予試行，但限定了招生規模和范圍，且要求所學內容需“有益國用，不涉怪力亂神”。

這小小的一步，對吳銘而言卻意義重大。他終于為新明理念的傳播，在大明體制內撕開了一道合法的口子。

就在吳銘忙于工坊和格物院事務時，遠在邊關的長子吳定國，托軍中信使送來了一封家書。

信是用還顯稚嫩的筆跡寫就的，字里行間卻透露出遠超年齡的堅毅。信中，吳定國描述了他隨外公徐達巡邊、參與小規模斥候戰、學習騎射兵法的經歷，也寫到了邊塞的苦寒與將士們的艱辛。他沒有叫苦，反而在信末寫道：“……父親，邊關將士所用弓刀甲胄，多有不堪。兒親眼見一隊正，因刀劣，與虜賊交戰時刀折人亡……若我大明軍士，皆能如天津工坊所出火銃般犀利，何懼北虜？兒在此一切安好，勿念。唯愿父親在京，能多造利械，壯我大明軍威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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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著兒子的信，吳銘眼眶微濕，心中既有欣慰，更有沉甸甸的責任。連遠在邊關的孩子都感受到了技術的重要性。他將這封信小心收好，更加堅定了大力發展軍工和推廣格物之學的決心。

然而，來自大明內部的壓力稍稍緩解，海外的威脅卻悄然逼近。

這一日，吳銘接到了新明核心層通過絕密渠道送來的急報。急報稱，近期在琉球群島以東海域，新明巡邏艦隊與一支懸掛著奇怪旗幟、船型迥異于中式或南洋船只的艦隊發生了對峙。對方船只體型龐大，裝備有數量眾多的火炮，其帆裝和船體結構顯示其擁有極強的遠洋航行能力。雖然雙方并未發生沖突，但對方態度傲慢，拒絕表明身份和來意，并在對峙后轉向南方航行。

隨急報附上的，還有根據目擊描繪的船只草圖和一些零碎的信息——船員發色瞳色各異，似乎有來自極西之地的人種。

“佛郎機人？還是……紅毛夷？”吳銘盯著草圖，眉頭緊鎖。根據他模糊的歷史知識，這個時間點，歐洲的航海者應該已經開始向東方滲透了。這支艦隊的出現，意味著新明在海外的發展，除了要面對本土的勢力和殘余的倭寇、海盜，很可能還將迎來更強大的、來自遙遠西方的挑戰者。

“告訴林風，加強戒備，擴大偵察范圍，重點監控呂宋至琉球一線。設法與當地土人或其他海商接觸，搜集一切關于這支陌生艦隊的情報。非必要，避免與之發生沖突，但若對方挑釁，則堅決反擊！”吳銘迅速下達了指令。

他走到窗前，望著東南方向。大明的棋局尚未完全落定，海外更廣闊的棋盤上，新的對手已經悄然落子。他知道，未來的挑戰，將更加復雜和嚴峻。他必須讓新明變得更加強大，也必須在大明內部爭取更多的時間和空間。方孝孺倒臺后的短暫平靜，注定只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前奏。他深吸一口氣，目光重新變得堅定起來。

方孝孺倒臺的余波在朱標的鐵腕操控下逐漸平息，朝堂看似恢復了秩序，但水面下的暗流卻從未停止涌動。鎮國秦王吳銘雖重掌天津工坊，獲賜殊榮，卻也清晰地感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無形壓力。皇帝扶持的新晉官員們，或許感激他扳倒了壓在前路上的大山，但對于他那一套“格物致用”、“重工興利”的理念，卻大多秉持著士大夫固有的矜持與懷疑。

這一日，朝會之上，圍繞吳銘奏請擴大“天津格物分院”規模、并允許其刊印發行部分基礎算學、幾何教材的提議，引發了新一輪的爭論。

“陛下，臣以為不妥！”新晉的禮部右侍郎，以學問淵博、持身中正聞名的楊士奇出列反對，“科舉取士，乃國之根本，士子當潛心圣賢之道，明經義，修德行。若廣開格物之學，使士人趨之若鶩，沉溺于奇技淫巧，恐舍本逐末，動搖國本！且民間刊印此類書籍，若流播開來，使庶民亦窺機巧，恐生不臣之心，非教化之福！”

他的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傳統文官的看法，即便他們不認同方孝孺的極端，卻也堅信“道”高于“器”。

吳銘早有準備，從容應對：“楊侍郎所言，乃老成謀國之言。然，臣請問，若無精良軍械，何以御外侮？若無堅固城防，何以保社稷？若無高效農具、水利，何以養萬民？格物之學，非為取代圣賢之道，實為強國富民之補充，乃‘用’也！圣人亦云‘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’，此之謂也。刊印基礎教材，旨在培養匠作人才，提升工藝水準，于國于民，有百利而無一害。豈能因噎廢食？”

他引經據典，將格物之學定位為“器”與“用”，巧妙地避開了與核心儒家思想的直接沖突，強調了其工具性和實用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