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龍馭上賓,如同抽走了支撐帝國大廈最核心的那根巨柱,整個大明王朝都為之劇烈搖晃。悲聲與恐慌交織,野心與觀望并存。盡管有遺詔明示,太子朱標的繼位名正言順,但誰都清楚,從“太子”到“皇帝”,這一步的跨越,遠非一紙詔書那般簡單。
皇宮內外,白幡如雪,哀樂不絕。朱標在靈前即位,是為明惠帝(歷史為建文帝,此處為小說設定),改元建文。新帝面容悲戚,眼神深處卻帶著一絲難以言喻的沉重和……警惕。他不再是那個可以躲在父皇羽翼下、與吳銘暢談理想的儲君,而是需要獨自面對這龐大帝國所有明槍暗箭的至尊。
國喪期間,朝局在表面的哀肅下,暗流涌動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洶涌。
吳銘作為秦王、太子太保,又是先帝臨終托孤重臣之一,地位尊崇無比。但他能清晰地感覺到,來自新帝和周圍目光的變化。那是一種混合著依賴、忌憚、審視乃至一絲不易察覺的疏離。朱標依舊會召他議事,語氣溫和,咨詢他對北方戰事、對新政推廣的意見,但那種毫無保留的信任,似乎隨著朱元璋的去世,也蒙上了一層薄紗。
“樹大招風,功高震主。”徐達在一次私下會面中,難得地沒有喝酒,而是面色凝重地提醒吳銘,“新帝仁厚,但并非毫無主見。你如今權勢太盛,江南錢糧、北方部分軍需、乃至朝中清查,皆與你關聯甚深。陛下初登大寶,首要便是穩固權位。你……需懂得急流勇退,至少,要做出姿態。”
吳銘默然點頭。他何嘗不知?朱元璋在時,尚能憑其無上權威壓制住所有對他的非議和恐懼。如今朱元璋不在了,他這塊“改革基石”,在很多人眼中,已然變成了“權傾朝野”的權臣,甚至可能是“王莽、曹操”之流。
果然,國喪期剛過,試探便接踵而至。
先是幾位以“清正”聞名的御史,上疏彈劾吳銘“在江南雖有功績,然行事酷烈,株連過廣,有傷陛下仁德之名”,建議“稍抑其權,以安眾心”。緊接著,部分在之前清洗中利益受損、或是本就對新政不滿的勛貴和文官,也開始在暗中串聯,聲音雖不大,卻隱隱形成一股要求“糾偏”的暗流。
更讓吳銘心頭一沉的是,新帝朱標(明惠帝)對此的態度頗為曖昧。他駁回了御史要求剝奪吳銘權力的奏請,卻也沒有對這股暗流進行嚴厲的斥責和打壓,只是溫言安撫吳銘,表示“朕深知卿之忠心,勿為流言所擾”。
這種“信任但不全力支持”的態度,本身就是一種信號。
吳銘知道,他不能再像之前那樣鋒芒畢露了。但他也絕不能真的“急流勇退”,那無異于將改革的成果和自身的安危,交到那些虎視眈眈的對手手中。
他必須找到一種新的方式,來維系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,同時打消新帝和朝臣的疑慮。而這種方式,不能是直接的權力爭奪,而應該是……一種不可或缺的“價值”。
他的目光,再次投向了已然初具雛形、卻潛力無限的“經濟體系”。
“他們不是害怕我的權柄嗎?那我就讓他們看看,離開了這套體系,朝廷的運轉,會遇到多大的麻煩!”吳銘在書房中,對蔣瓛和幾位核心經濟幕僚冷笑著說道。
他決定,發起一場靜悄悄的、卻足以撼動朝野的“金融戰”。
首先,他授意執掌“大明皇家銀行”的心腹,以“國喪期間,市場不穩,需謹慎放貸,穩固銀根”為由,悄然收縮了銀行的信貸規模。尤其是對那些與彈劾他的官員、串聯的勛貴關聯密切的商號和錢莊,更是大幅提高了借貸門檻和利率。
同時,通過“供銷總社”的網絡,**subtly調整了部分關鍵物資(如由制造局生產的優質布匹、鐵器、官營紙張)的供應量和價格**,造成市面上這些緊俏商品出現短暫的“稀缺”和“價格波動”。
這兩招,看似正常的商業風險調控,實則精準地掐住了一些人的經濟命脈。
效果立竿見影!
不過半月時間,那些原本還在暗中鼓噪的官員和勛貴,便開始感受到了切膚之痛。
家族經營的商鋪因為資金鏈突然緊張而周轉不靈;依賴“供銷社”渠道的生意因為拿不到足夠的緊俏貨而利潤大減;甚至一些人的日常用度,都因為物價的細微波動而受到了影響。他們這才驚恐地發現,不知不覺間,自己的經濟生活,已經與吳銘構建的這套新體系深度捆綁!
而朝廷方面,影響更為直接。北方戰事尚未完全結束,軍需供應雖未中斷,但效率明顯不如之前流暢,部分邊鎮將領抱怨物資送達延遲的奏報開始出現。各地官員發放俸祿、興修水利等開支,也因銀行信貸收縮而感到了壓力。戶部驚訝地發現,原本以為已經充盈的國庫,在失去銀行體系的靈活調度和新政帶來的穩定財源后,竟然再次顯得有些捉襟見肘。
整個帝國的經濟齒輪,仿佛被悄悄放入了一把細沙,雖然還未停轉,卻發出了令人不安的摩擦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