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1章 鐵幕防疫 烈火焚瘴（第1頁）

天啟二十年的盛夏，京師仿佛被一張無形而沉重的鐵幕所籠罩。科技部靜室中那驚心動魄的窺探，如同在漆黑的夜空中劃過的閃電，瞬間照亮了猙獰的真相，卻也映襯出前路的更加艱險。顯微鏡下那無數“兩極濃染”的“鉛灰色子彈”——鼠疫桿菌，深深烙印在沈驚鴻、蘇卿卿、孫元化等核心抗疫者的腦海中，帶來了認知的飛躍，也帶來了更沉重的責任。

“看見，是為了更有效地戰斗。”沈驚鴻在緊急召開的防疫核心會議上，目光掃過與會眾人，語氣斬釘截鐵，“此‘鼠疫桿菌’乃疫病根源，形態固定，可通過鼠蚤、飛沫、接觸傳播。此前所有隔離、消毒、滅鼠之策，方向無誤，且必須進一步加強，不容絲毫懈怠！”

然而，知易行難。將微觀世界的認知轉化為宏觀世界的有效行動，其間橫亙著物資、觀念、人力的巨大鴻溝。

有了明確的敵人，一線人員的防護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在沈驚鴻的親自指導下，科技部與工部迅速確定了“標準防疫服”的制式：以致密厚棉布縫制連體罩衣，頭戴同材質風帽，口鼻覆蓋由多層紗布夾棉絮制成的、可更換的加厚口罩，雙手佩戴浸過烈酒的粗布或皮質手套。

得益于沈驚鴻早年推動并在江南初步建立的蒸汽紡織工坊，厚棉布的供應雖然緊張，但尚能勉強跟上需求。蘇卿卿麾下的女子格物學堂以及招募的大量女工，日夜輪班，在嚴格消毒的工坊內趕制這些罩衣、風帽和口罩。她們自身也成為了第一批嚴格踐行新防護標準的人。

然而，關鍵性的隔絕材料——桐油，卻成了瓶頸。桐油在這個時代屬于重要的戰略物資和貴重商品，大量用于船舶、兵器、雨具、漆器的防水防腐，產量有限，價格昂貴。盡管沈驚鴻以內閣輔政大臣的身份強行調撥，甚至動用了部分軍需儲備，但對于需要覆蓋整個京師龐大防疫體系的需求而言，依舊是杯水車薪。

最終，只能采取分級防護策略：僅有那些直接接觸重癥患者、進行淋巴結穿刺或解剖、以及處理尸體和污物的最高風險人員，才能配發數量極其有限的、用桐油仔細浸泡過的油布罩衣。絕大多數在隔離區外圍維持秩序、進行街道消殺、搬運物資的中低風險人員，只能穿著普通厚棉布罩衣，這無疑增加了他們的感染風險。消息傳出，難免引起部分一線人員的怨言與恐懼。

“沈閣老，并非下官不盡心，實是桐油難覓啊！”工部的一位郎中面帶難色地匯報，“若強征民用，恐致物價騰踴，民怨沸騰。”

沈驚鴻眉頭緊鎖，他深知物資的局限非一日可解，只能沉聲道：“優先保障最關鍵崗位。同時，嘗試以其他植物性油脂混合松香等物，看看能否找到替代品，哪怕效果稍遜。眼下，唯有依靠紀律和更頻繁的自身消毒來彌補防護的不足。”

更大的沖突，來自于對死者尸體的處理方式。

此前，官府要求將鼠疫死者深埋，已引發不少抵觸。如今，基于對鼠疫桿菌在尸體內仍能長時間存活并可能污染土壤、水源的確認，沈驚鴻力排眾議，毅然下令：“所有因鼠疫身亡者，無論官民，一律就地火化！骨灰由官府統一暫存，待疫情結束后，再允許家屬領回安葬或自行處置！”

此令一出，舉城嘩然。

“身體發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！”一位翰林院的老學士當庭痛哭流涕，上書激烈反對，“焚尸揚灰，乃對死者之大不敬，悖逆人倫，踐踏禮法！豈是仁政所為？！”

“入土為安，乃千年習俗！一把火燒了，魂飛魄散，何以面對列祖列宗？！”民間更是輿論洶洶，許多家庭死死隱瞞家中病死之人，寧愿深夜偷偷掩埋，也不愿交給官府“火化”。

順天府尹和五城兵馬司的壓力巨大。每天都有兵丁衙役在強行收殮尸體時，遭遇家屬的哭嚎、阻攔甚至暴力抵抗。沖突時有發生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緊張和對立情緒。

沈驚鴻深知這觸碰了儒家倫理最核心的領域之一。他在朝會上，面對質疑和攻訐，沒有引用顯微鏡下的發現——那只會被斥為“怪力亂神”——而是從更宏觀的利害關系出發，聲音沉痛而堅定：

“諸位同僚！非是本官不近人情，罔顧人倫！實乃無奈之舉，存亡之道！此疫之烈，諸位有目共睹。一具病殂，若處理不當，其所含之‘穢毒’足以令數十、數百健康之人染病身亡！京師人口百萬，若任由‘穢毒’通過尸身擴散，后果不堪設想！屆時，非但死者無法安息，生者亦將十不存一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