萬歷三十四年的春天,北京城內的政治氣氛如同此時的天氣,乍暖還寒。太子朱常洛聯合徐光啟、沈驚鴻等一眾改革派官員,圍繞停礦分稅詔令與皇帝及其身邊的保守勢力展開了激烈的拉鋸。
沈驚鴻此時已年滿十六,經過呂宋遠征與月港歷練,面容褪去了最后的稚氣,身形更為挺拔,眉宇間沉淀著超越年齡的沉穩與銳利。他不再是那個僅憑熱血和奇思的,而是真正開始在帝國政治舞臺上展現分量的年輕重臣。
在這場關乎國策走向的較量中,沈驚鴻扮演了核心智囊與數據支撐的角色。他不僅親自撰寫了數份剖析礦稅之害與開海之利的奏疏,更與戶部、工部中支持改革的官員日夜核算,準備了大量詳實數據。月港開海數月的稅收記錄被精心整理,每一筆關稅的來源、數量都清晰可查;同時,他還根據對海外貿易的深入了解,推演了在浙江雙嶼、廣東、山東登州等地擴大開海后,可能帶來的巨大收益,甚至細致到了不同航線、不同貨品的利潤估算。
陛下,在一次關鍵的御前會議上,沈驚鴻面對萬歷皇帝和眾閣老,侃侃而談,礦監稅使四出,看似為內帑搜刮銀兩,實則竭澤而漁。臣在月港親眼所見,一船南洋香料,合法征稅可得白銀千兩,而礦使在地方強征礦稅,往往逼得百姓棄家逃亡,所得不過百兩,卻埋下民變隱患。孰優孰劣,一目了然。
他命人抬上幾個箱子,里面是整齊碼放的海關文書:此乃月港開海四月來的全部稅單存根,一筆一筆,皆可查驗。四月共計征收關稅白銀八萬七千兩,其中三成已按例解送內帑。若在雙嶼、廣州、登州三地開設市舶司,臣保守估計,一年海關歲入可達三百萬兩以上!屆時內帑可得一百二十萬兩,遠超如今礦稅所得!
這個數字讓在座的不少官員倒吸一口涼氣。一直閉目養神的萬歷皇帝也微微睜開了眼睛。
然而,阻力依然巨大。司禮監掌印太監慢悠悠地開口:沈編修年輕有為,咱家佩服。只是這開海之事,風險不小。倭寇、海盜不說,若是引來西洋強敵,豈非得不償失?況且,海關之利,終究是鏡花水月,哪有現成的礦稅來得穩妥?
沈驚鴻不慌不忙,又取出一卷圖冊:公公所慮極是。故而臣建議,新開海關之處,必須同步整飭水師,仿呂宋之役,裝備新式火器。既可護商,亦可防患。至于西洋強敵,他展開圖冊,上面是他根據俘虜口供和傳教士描述繪制的粗略世界地圖,西夷諸國相距萬里,其間矛盾重重。我大明只需善加利用,以商制夷,未必不能周旋。且我大明物產豐饒,乃西洋諸國必需,主動權在我!
他接著拋出了第二個方案:若陛下仍覺海關之利不夠穩妥,臣以為還可從鹽鐵茶馬專賣著手。如今這些利權多被權貴把持,中間層層盤剝。若能將專賣之權真正收歸朝廷,革除積弊,每年至少可增收二百萬兩!此項收入穩定可靠,可與海關互為補充。
這場御前會議持續了整整一天。沈驚鴻準備充分,數據詳實,對答如流,將反對者的質疑一一化解。更重要的是,他始終把握住一個關鍵:確保皇帝的內帑收入。所有的新政建議,都明確將相當比例的新增收入劃歸內帑,這終于打動了萬歷皇帝。
四月,皇帝連下數道旨意:
其一,正式撤回派往各地的所有礦監稅使,其地方征稅之權一并取消。
其二,確認月港開海模式,準在浙江雙嶼、廣東廣州(加強對澳門葡萄牙人的管理并征稅)、山東登州三地,增設市舶提舉司,擴大海貿范圍。
其三,著戶部、都察院聯合,徹查鹽、鐵、茶馬專賣積弊,定立新章,革除中飽,增加國課。
其四,明確規定,新增海關稅收及整頓專賣后新增收入,其中四成劃撥內帑,六成歸入戶、工二部及太倉庫。
這一系列旨意,標志著困擾大明近十年的礦稅之害被徹底革除,也意味著沈驚鴻等人推動的開海新政與財政整頓,獲得了最高層面的正式認可!
消息傳出時,沈驚鴻正在府中書房整理資料。聽到這個消息,他長長舒了一口氣,放下手中的筆,走到窗前。夕陽的余暉灑在他的臉上,映照出復雜的神情——有成功的喜悅,更有對前路艱難的清醒認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