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幣大案的塵埃落定,如同一場凜冽的秋霜,雖肅殺了些許枝葉,卻也使帝國的根基更為清晰地暴露出來。天啟皇帝朱由校在震怒與痛心之余,對沈驚鴻那“立規制,明職守,方能持久”的論斷,有了錐心刺骨的理解。若非那新設的“寶鈔辨驗司”以其專業與鐵證,死死咬住線索,僅憑以往三法司互相推諉、廠衛側重刑訊的模式,恐怕難以如此迅捷、精準地斬斷成國公府那盤根錯節的勢力。
此案如同一面高懸的明鏡,照出了大明現行中樞機構的沉疴積弊:部院之間權責交錯,如工部、戶部、內府在工程物料管理上糾纏不清;諸多新興要務無主官之衙,如格物之學、路礦之政、萬邦商賈往來;更有那決策與執行鏈條的冗長低效,遇事則議而不決,決而不行。帝國的新幣、鐵路、火器、海貿,正如同奔涌的洪流,沖擊著陳舊而笨拙的行政堤壩。
沈驚鴻深知,技術之革新終有極限,若上層建筑不能隨之演進,一切成果終將被僵化的體制所吞噬。是時候,為這運行了二百余年的大明軀體,進行一次刮骨療毒般的再造了。他汲取了來自未來視野中那“職能清晰、權責對等、系統協作”的智慧精髓,結合大明現狀,開始伏案起草那份名為《定鼎新章以理萬機疏》的宏大綱領。
此后的數月,沈驚鴻幾乎將自己隔絕于值房與文牘之中。他調閱了自洪武至萬歷所有關于官制改革的奏議,細析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門的實際運作與權責邊界,更與徐光啟、張文昇等志同道合的實干派官員反復推演。他的目標,并非全盤推倒重來,而是在舊有骨架之上,進行“功能重整與肌體再生”,旨在構建一個“權責相宜、術業專攻、運轉協調、監督有力”的新中樞。
這份奏疏的撰寫,堪稱嘔心瀝血。既要確保新體系的先進與前瞻,又須慮及大明的政治傳統、官僚群體的承受之限,以及皇帝那至高無上的權柄。他將未來政府的部門理念,巧妙地融入符合明代認知的命名與職能描述之中,力求做到“師其意而不泥其跡”。
終于,在一個天高云淡的秋日,這份承載著沈驚鴻無數心血與期望的萬言奏疏,被鄭重呈至天啟皇帝御前。
朱由校展開奏疏,立刻被其中磅礴的氣魄與縝密的思慮所吸引。開篇并未急于列陳條框,而是痛陳當下朝局“政出多門、事權不一、遇事推諉、效率低下”之四大痼疾,并以假幣案、漕運改革、軍械制造中的實例為證,直言此乃束縛帝國騰飛之最大枷鎖。
繼而,奏疏提出了“歸并職能、填補空白、強化核心、理順關系”的十六字革新方針。緊接著,便是那石破天驚的具體構架:
一、確立“內閣—諸部院”兩級決策執行之體。明確內閣為最高決策與協調之所,專注于國之大政、方略規劃與跨部事務調和。其下,則對原有六部及其他機構進行大刀闊斧的整合與新設,形成“十二部、三院、兩司”的新中樞格局。
二、改組與新建各部院如下(核心部分):
1。吏部:保留,職能強化。統掌文官銓選、考功、勛績,為“文官人事總樞”。
2。財政部(原戶部核心職能):職能專注“國家度支、稅賦、倉廩、錢法”,成為真正的“國家財賦總管”。將其原有的部分工程、戶籍管理職能剝離。
3。禮部:保留,但職能拆分。主要執掌“禮儀、祭祀、朝貢、藩屬往來”。將其教育與科舉管理職能大部劃出。
4。兵部:保留,職能聚焦于“軍事行政、武官選授、輿圖、驛傳、馬政”,與即將成立的“國防部”形成軍政、軍令之協調。
5。刑部:保留,職能優化。專司“國家律法修訂、復核天下刑名重案”,與都察院、大理寺權責進一步厘清。
6。工部:大規模拆分重組。保留“重大官營工程營造、官辦工坊管理”,將其水利、交通、城建等職能剝離。
7。新設“國防部”:整合原五軍都督府部分職能(如作戰規劃、訓練)及兵部部分職能,作為“軍事建設與方略指揮之核心”,直接對皇帝與內閣負責,與兵部形成“令”與“政”之配合制衡。沈驚鴻于奏疏中力陳其必要性,并建議由深得帝心之宿將出任。
8。新設“文教部”:整合原禮部所轄之國子監、地方官學體系,以及格物學堂、女子學堂等新興學府,統一管理“天下教化、科舉革新與各類學堂事務”。
9。新設“科技部”:于“格物院”基礎上擢升,成為“格物致用之總匯”,負責格物學規劃、督研、推廣與行業標準制定,并與“工業部”協同。
10。新設“工業部”:整合原工部部分職能、戶部部分職能及內府作坊管理權,負責“礦冶、制造、百工之政令,及新興之路等事”。此為帝國工業化之引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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