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5章 天罰滅倭（下）（第1頁）

天啟十六年的春風，并未能給東瀛列島帶來多少暖意。京都的血腥氣似乎尚未完全散去，在《京都善后條約》的鐵幕下，這片更名為“東瀛三司”的土地，正被一套精密而冷酷的系統重新塑造。首府江戶易名“東平府”，總督陳璘坐鎮于此，執行著來自北京內閣輔政大臣沈驚鴻的深遠布局。表面的統治秩序之下，一場針對倭國社會結構，尤其是其過剩青壯年男性的、更為徹底的“疏導”與“消耗”工程，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開。

統治的支柱，除了駐屯要地、裝備“驚鴻二式”的明軍精銳構成的絕對威懾，以及系統性的文化重塑之外，更添了一條隱晦而有效的人口策略——引導性消耗與矛盾轉移。

軍事枷鎖與“血稅”征召

明軍主力如同磐石，駐扎于戰略要沖，其存在本身就是無聲的警告。然而，一支特殊的武裝力量——“東瀛協從軍”（民間及軍中常蔑稱為“倭兵”）——被迅速且大規模地組建起來。招募的觸角精準地伸向那些失去主家、生計無著的舊武士階層，以及因社會結構劇變（特別是通婚政策導致底層男性婚配極度困難）而充斥于市井鄉野的無產青壯年。

官府的榜文上，書寫著“報效天朝，搏取功名，封妻蔭子”的誘人承諾，并附有看似穩定的糧餉標準。然而，在直達天聽的密奏中，其真實目的冰冷而清晰：“……倭地丁壯，勇悍積怨，久聚必為癰疽。宜以虛名誘之，以微利驅之，使之效死于域外，既可消弭內患，復能拓土開源，誠為一舉兩得之策。”

這些協從軍的裝備被刻意限制在冷兵器范疇，允許他們使用熟悉的武士刀、長槍、和弓，但嚴格禁止配備“驚鴻二式”乃至任何制式火器。他們的甲胄也多是繳獲品或粗劣仿制品，與明軍主力的精良裝備形成云泥之別，其定位從一開始就是可消耗的先鋒與肉盾。

第一批數千人的倭兵，被迅速裝上運輸艦，投入遙遠的南洋戰場。在呂宋、蘇祿與西班牙殖民者及當地土著的殘酷爭奪中，他們往往被命令發起第一波沖鋒，或在側翼承受最猛烈的火力，傷亡數字觸目驚心。軍報中以冷靜到近乎麻木的筆調記錄著：“倭兵某哨，奮勇沖陣，牽制西夷銃炮，雖十不存三，然使我主力得以迂回破敵，功績當錄。”

然而，南洋的血肉磨盤僅僅是消耗計劃的一環。一個更具戰略縱深，更能“物盡其用”的方略，在沈驚鴻的運籌下悄然啟動——驅倭西進，以寇制虜。

西進！戈壁上的死亡遠征

昔日后金政權自慘敗、努爾哈赤身死后，勢力大挫，但并未被完全根除。以部分貝勒、臺吉為首的殘余力量，拒絕歸化，裹挾著部分忠于他們的部眾，沖破明軍在遼西的封鎖線，一路向西流竄。他們穿越廣袤的蒙古草原，企圖進入傳聞中勢力紛雜、明廷控制力相對薄弱的西域，以期休養生息，卷土重來。這股流寇雖敗，但其核心成員仍保有較強的騎射作戰能力，若任其在西域立足，勾結當地勢力，必將成為大明西北邊疆新的心腹之患。

沈驚鴻在給兵部及陳璘的密函中，明確指示：“……后金殘虜，竄逃西域，形同流寇，然悍勇猶存，不可輕視。著東瀛三司精選悍勇倭兵，組成‘西域遠征討逆軍’，委派干練軍官督領，攜少量火器以為威懾，主力仍配冷兵，一路尾隨追擊，務求纏斗絞殺，使其無暇喘息，無力坐大。此策有三利：一曰借虜刀以耗倭人，消弭隱患；二曰探西域之虛實，揚威絕域；三曰使二虜相爭，無論勝負，皆可弱彼而強我，可謂驅狼斗虎，坐收漁利。”

此計堪稱毒辣。他要利用這些被社會邊緣化的倭兵，去為帝國清除最后一股成建制的重大軍事威脅，同時，這條跨越數千里、途經蒙古戈壁、河西走廊，最終進入環境惡劣西域的追擊路線本身，就是一條天然的死亡通道。后勤補給困難，自然環境嚴酷，加上后金殘兵困獸猶斗的反撲，每一步都可能葬送無數性命。

很快，一支以六千倭兵為主力，配屬數百名明軍軍官、向導、軍法隊以及少量裝備火器的督戰隊的“西征先鋒軍”在東瀛組建完畢。誓師大會上，明軍將領描繪著“萬里封侯，青史留名”的宏大愿景，而發到倭兵手中的，依舊是那些冰冷的武士刀和長槍，以及僅能維持短期作戰的糧秣，更多的補給被要求“因糧于敵”，實則默許他們沿途劫掠。

這些倭兵，懷著對未來的茫然、對功名的渴望以及對故土的復雜情緒，踏上了這條不歸路。他們被迫在陌生的地形上，與來去如風的后金騎兵周旋、搏殺。在風沙如刀的戈壁，在寒風刺骨的雪山隘口，他們為了一個遙遠帝都的意志，為了自身渺茫的生存機會，揮刀沖向同樣為生存而戰的后金殘部。

他們存在的全部意義，對于大明中樞而言，就是作為監控、糾纏、消耗后金殘部的先鋒與血包。明軍軍官們手持望遠鏡，在后方高地冷靜地觀察戰局，評估著倭兵的“使用效率”和后金殘部的消耗程度。軍法隊的火銃不僅對著敵人，也對著任何可能潰退的倭兵。他們的傷亡，被定期匯入冰冷的統計表格，成為沈驚鴻案頭評估戰略效能的一份份數據。他們的犧牲，在官方文書上被簡化為“力戰殉國”或“遇伏盡忠”，實質則是在這雙重消耗的泥沼中，無聲無息地湮滅。

內部的持續抽空與文化鐵幕

除了派往域外充當炮灰，本土的消耗亦未停歇。大量未被征召的倭國男性，被以“官營勞役”之名，大規模征發至石見銀山、佐渡金山等環境最惡劣、事故最頻發的礦區，或是派去修筑通往內陸險峻之地的官道、港口。高強度的勞動、微薄的待遇、嚴苛的管理以及幾乎可以忽略的勞動保護，使得這些地方如同巨大的絞肉機，持續而穩定地抽空著倭國的青壯年男性人口。

與此同時，文化重塑的鐵腕以更大的力量揮下。漢語被定為唯一官方語言，所有公文、律法、商貿乃至民間契約必須使用漢語，違者重罰。神道教遭到系統性摧毀，重要神社或被拆毀，或改建為佛寺、道觀乃至“格物學堂”，祭祀活動被嚴格限制，宣揚“天皇神性”的言論被視為大逆不道。倭國的歷史典籍、文學著作（如《古事記》、《源氏物語》等）被大規模查禁、焚毀，私塾教授倭文倭史者，一經發現，嚴懲不貸。改漢姓、取漢名、習漢禮，不僅是躋身新秩序的階梯，更逐漸成為一種生存的必需。

大明移民，特別是來自閩浙的農戶和工匠，在政策的鼓勵下持續遷入，他們帶來的不僅是勞動力，更是活生生的文化載體。明倭通婚在倭國男性稀缺的背景下更為普遍，所生子女皆為大明籍，從小接受純正的漢文化教育，對母族文化日益隔閡甚至鄙夷。

沈驚鴻的全局棋局與東瀛的終局

天啟十七年秋，北京內閣值房內，沈驚鴻正凝神審視著來自各方的奏報：南洋倭兵的最新傷亡統計、西域“先鋒軍”呈送的（由明軍軍官撰寫）戰況簡報及后金殘部動向圖、東瀛銀礦產量與勞役死亡名單、以及來自剛剛納入掌控的交趾、占城新墾稻田的豐收喜訊。

他的指尖在地圖上西域的位置劃過，對身旁略顯憂色的徐光啟淡然道：“徐公且看，后金殘寇，如今惶惶如喪家之犬，深入不毛。倭人仆從軍如影隨形，步步緊逼，使其一刻不得安寧。此二虎相爭于絕域，爪牙互損，血氣互耗。而我大明，只需坐鎮中樞，以區區錢糧，換邊疆之長治，耗逆虜之殘力，弭潛在之亂源，豈非善之善者？”

徐光啟撫須沉吟，嘆道：“驚鴻此策，思慮深遠，于國確為有利。然……如此驅使倭人，傷亡枕藉，是否……有傷天和？長久以往，倭地男丁十室九空，恐非仁政之道。”

沈驚鴻微微搖頭，目光銳利如刀：“徐公仁心，可敬可佩。然非常之時，當行非常之法。倭地丁壯，乃動亂之根，與其任其在國內滋生事端，不若導其鋒芒于外。此非仁與不仁之辯，乃社稷安危之抉。待其壯丁消耗，我移民充實其間，文化同一，言語相通，血脈相融，三代之后，誰復知有‘倭’？屆時，南洋米糧充盈倉廩，西域商路暢通無阻，大明根基穩如泰山，方有萬世不拔之業。眼下些許陣痛，不過是為千秋安寧，所付之必要代價。”

他的話語平靜無波，聽不出絲毫情緒的漣漪，只有純粹的、基于冰冷現實計算的戰略邏輯。在他的宏大藍圖中，倭國男性的血與骨，不過是構筑帝國萬年基座所需的、可以量化的資源之一。東瀛的未來，注定將在這種持續的、系統性的消耗與重塑中，走向一個與它的過去徹底割裂的、被大明完全定義的“東瀛省”。而這一切的犧牲與算計，都只是為了鋪就那條通往他心目中跨越數百年、引領華夏走向絕對巔峰的中華聯邦的必經之路。這條道路，從一開始，就注定由無數的犧牲鋪就，而沈驚鴻，正是那個冷靜的奠基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