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5章 豐年的隱憂與土地之殤（第1頁）

天啟三年秋，本該是一個充滿希望與喜悅的收獲季節。由格物院農學系引種推廣的番薯、玉米、馬鈴薯等高產作物，在山東、河南、陜西、北直隸等地的試驗田和早期推廣區，確實結出了累累碩果。地方官員奏報中“收成數倍于黍稷”、“民心欣喜”、“活命糧”等字眼，讓朝堂之上關心民生的官員倍感欣慰。天啟皇帝朱由校在御前也難得地露出了笑容，對沈驚鴻、徐光啟等人推動的格物興農之策大加贊賞。

然而，這片豐收的喜悅之下，一股潛藏已久、足以顛覆王朝根基的暗流，卻因這“豐收”而被驟然引爆，并以一種極其尖銳的方式，沖上了朝堂，引發了天啟朝開年以來最為激烈的爭論。

這一日的常朝，氣氛原本因各地的豐收喜報而顯得輕松。然而，當輪值御史奏事時，河南道監察御史楊漣（借用此歷史名臣，設定其在此時間線仍為御史）出班，手持笏板，面容沉痛，聲音帶著壓抑不住的激憤：

“陛下！臣楊漣有本奏！近日各地喜報豐收，臣本應與諸臣工同賀！然，臣聞河南、山東等地，雖有番薯玉米之豐，然民間卻有‘豐年饑饉’之怪象！無數農戶手持新收之薯、之谷，卻面無喜色，甚有鬻兒賣女者！臣初聞不解，細查之下，方知此乃田制崩壞，兼并酷烈之惡果也！”

此言一出，滿朝皆驚。連龍椅上的天啟帝都坐直了身體，皺起了眉頭。

楊漣繼續慷慨陳詞，字字泣血：“陛下！太祖定制，民有恒產，方有恒心。然時至今日，各地藩王、勛貴、官紳、豪強，倚仗權勢，巧取豪奪，兼并土地，無休無止！尋常農戶，或因天災，或因賦役，或因高利盤剝，稍有困頓，則田產盡失，淪為佃戶流民！如今雖有高產新種，然其田何在？其利誰享？”

他具體舉例：“臣查河南某縣，七成良田盡歸福王府及地方縉紳！農戶佃其田，歲收之糧，大半需交予田主作為地租，所余寥寥，僅堪糊口，遇有婚喪嫁娶、官府攤派，則立陷絕境！此番薯玉米之豐，于田主而言，乃是錦上添花，租息更厚；于佃戶而言，不過是多交了幾斗租谷，依舊在溫飽線上掙扎！此非臣妄言，各地奏報所謂‘民心欣喜’者，恐多是那些坐擁千頃萬畝的田主豪強！而真正耕種土地的升斗小民，何喜之有？！”

他最后將矛頭直指核心：“陛下！此土地兼并之禍，非止河南、山東，實乃遍及南北之痼疾！長此以往，國朝根基動搖！農戶無立錐之地，則國家稅賦何出？流民遍地，則天下何以安寧？昔日漢唐之衰，莫不始于田制崩壞！今我大明，豈可重蹈覆轍？！臣懇請陛下，明察秋毫，抑制兼并，清丈田畝，限田均賦，以安天下民心，固我社稷之本！”

楊漣這番奏對，如同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，瞬間在朝堂上炸開了鍋。

“陛下！楊御史此言大謬！”立刻有官員出班反駁，多是出身江南、湖廣等地的士紳代表，或與藩王、勛貴關系密切者，“田土買賣，自古有之，乃兩廂情愿。豈可妄加‘兼并’之名？清丈田畝，徒然擾民！限田均賦，更是與民爭利，違背祖制！如今既有新種增產，民食漸足，正宜與民休息，何故再興事端？”

實干派官員中，意見也出現了分歧。一部分如徐光啟般深謀遠慮者，深知土地問題乃根本，支持楊漣，認為必須著手解決。徐光啟出列道：“陛下，楊御史所奏，確為實情。格物院新種，可解一時之饑，然若土地不均，則如無根之木，無源之水，終難持久。富者田連阡陌，貧者無立錐之地，此非盛世之象！臣以為，清丈田畝，查明實數，乃整頓賦役、抑制兼并之第一步，勢在必行！”

然而，另一部分實干派官員則顧慮重重。他們擔心，在遼東未靖、內帑空虛、且魏忠賢虎視眈眈的情況下，貿然觸動天下最龐大的地主集團——藩王、勛貴、官紳的利益，會引發巨大的政治動蕩，甚至可能使剛剛起步的各項改革（如養廉銀、邊防革新）毀于一旦。他們認為當務之急是鞏固現有成果，土地問題可徐徐圖之。

而閹黨集團則冷眼旁觀，暗中竊喜。魏忠賢敏銳地意識到，這是一個打擊異己、攫取權力的好機會。他完全可以利用“清丈田畝”這把刀，指向那些不依附自己的官員和地方勢力，借機安插親信，抄家斂財。

朝堂之上，頓時分成了幾派：以楊漣為代表的激進改革派，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抑制兼并；以部分江南士紳為代表的保守派，堅決反對觸動現有土地格局；以部分實干派為代表的穩健派，主張謹慎行事；還有伺機而動的閹黨。各方引經據典，爭吵不休，場面一度失控。

天啟帝朱由校被這突如其來的復雜局面弄得有些頭疼。他本能地覺得楊漣說的有道理，農戶無地，確是國家大患。但反對的聲音如此激烈，牽涉的利益如此龐大，讓他一時難以決斷。他看了一眼一直沉默不語的幾位閣臣，又看了看爭論不休的百官，最終有些煩躁地揮了揮手：“此事……容朕細思。退朝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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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堂上這場關于土地問題的風暴，很快便通過塘報和私人信件傳到了山海關。沈驚鴻仔細閱讀了楊漣的奏章抄本和朝議記錄，心中涌起一股復雜的情緒。他既欣慰于終于有人將這個問題尖銳地提了出來，又深感問題的棘手與沉重。

“土地兼并……三百年周期律的根源之一……”沈驚鴻放下文書，走到窗前，望著關外蒼茫的大地。他深知，這個問題比對付皇太極、推廣新作物、甚至推行養廉銀都要困難千百倍。這觸及的是整個帝國統治階層的核心利益，是盤根錯節了二百多年的沉疴痼疾。

高產作物的推廣，像是一劑強心針，暫時緩解了帝國的糧食焦慮，卻也像一面放大鏡，將土地分配極度不公的矛盾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。這印證了那個道理：技術可以解決生產效率問題，卻無法自動解決社會分配問題。

“不能硬來……”沈驚鴻喃喃自語。他知道，在目前的政治和軍事形勢下，強行推行激進的土改，無異于引火燒身，很可能導致改革事業全面崩盤。但也不能坐視不管，任由這膿瘡繼續潰爛。

他需要想一個辦法，一個既能逐步化解土地矛盾，又能在政治上可行，甚至能爭取到部分既得利益者支持（或至少減少阻力）的策略。或許，可以從“清丈田畝”入手，但目的不在于立即“限田”，而在于摸清家底，為后續的稅制改革（如推行“攤丁入畝”）打下基礎？或許，可以鼓勵開發邊遠地區的荒地，分流一部分無地農民？或許，可以利用海貿和新興手工業，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？

一個個念頭在他腦海中飛速旋轉。他知道，自己必須盡快拿出一套更周全、更具操作性的方案，參與到這場關乎國運的辯論中去。農業的突破帶來了希望，也帶來了更深刻的挑戰。前路依然迷霧重重，但他別無選擇，只能在這歷史的十字路口，為這個古老的帝國，摸索出一條能夠擺脫三百年宿命的求生之路。關外的風，帶著深秋的寒意，預示著又一個嚴冬的來臨，而大明帝國內部的這場“土地之殤”，才剛剛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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