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1章 別拿帝師不當干部（第1頁）

藍玉的轟然倒塌，如同一場席卷朝野的颶風，短暫地滌蕩了所有公開的雜音。軍中驕橫之氣為之一肅，勛貴集團噤若寒蟬，再無人敢輕易挑戰新帝的權威，更無人敢直面吳銘那套令人窒息的經濟“體系”。秦王府門前，仿佛連車馬都多了幾分謹慎，帶著敬畏繞行。

然而，吳銘心中的警兆卻并未因此消散，反而愈發強烈。他清晰地感覺到，那來自皇宮深處的目光，審視的意味越來越濃。新帝朱標（明惠帝）對他依舊禮遇有加，咨詢國事，依賴他的能力維持著帝國的運轉，但在那溫和的表象之下，一種刻意維持的距離感，正在悄然滋生。

朱標不再是那個可以毫無保留分享改革藍圖的太子，他已是皇帝，一個需要平衡朝局、防范任何可能威脅的帝王。吳銘的功勞太大，權勢太盛，手段太奇，已然成了一柄過于鋒利、甚至可能傷及執劍者自身的雙刃劍。

這種微妙的變化，很快便在人事安排上顯現端倪。

朱標并未如一些人所猜測的那樣，趁機削弱吳銘的權柄，反而在幾次朝會上，更加明確地支持“新政”的推廣，肯定吳銘的功績。但與此同時，他開始大力提拔一批以“方正古樸”、“精通經義”著稱的儒臣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便是被譽為“天下讀書人種子”、以道德文章聞名海內的方孝孺（歷史人物）。

方孝孺被征召入京，授翰林院侍講，不久又晉升為帝師，負責為皇帝和皇室子弟講授經史。此舉，無疑向天下士林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：新帝在重用能臣干吏的同時，也將重新高舉儒家道統的大旗，倡導仁義，回歸“王道”。

這本身無可厚非，甚至可視為新帝穩固統治、爭取士林支持的必要舉措。但吳銘卻從中嗅到了非同尋常的危險氣息。方孝孺并非那些只知道空談道德、不通實務的腐儒，他學問淵博，氣節剛直，在士林中擁有極高的聲望和號召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及其所代表的“正統”儒家思想，與吳銘那套強調“實效”、“利益”、“變革”的新政理念，在根本上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沖突！

方孝孺入京后，并未立刻對吳銘發難，反而表現得頗為謙遜低調，甚至在公開場合還稱贊過吳銘在江南“活民無數”的功績。但他講授經義時，開始頻繁引用《春秋》大義，強調“華夷之辨”、“義利之辨”，隱隱將北方戰事、乃至朝廷與周邊勢力的關系，都納入“王道”與“霸道”的框架中進行評析。其門生故舊，也開始在士林中宣揚“為政以德”、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等思想，雖未指名道姓，但其批判的鋒芒，隱隱指向了吳銘新政中注重效率、鼓勵商業、承認利益驅動的核心邏輯。

這是一種更高明、也更致命的攻擊。它不再糾纏于具體的政策得失或個人品行，而是直接從意識形態和道德制高點上，否定吳銘改革路線的“合法性”！

“王爺，方孝孺門下的弟子，近日在國子監和各地書院講學，言論愈發尖銳。”蔣瓛憂心忡忡地匯報，“他們宣稱，朝廷若一味追求‘富國強兵’，重利輕義，便是舍本逐末，必將導致人心不古，禮崩樂壞。長此以往，國將不國！許多年輕士子受其影響，對新政頗有微詞。”

吳銘面無表情地聽著，手中把玩著一枚精致的銅錢——這是“皇家銀行”發行的新式銅元，制作精良，信譽卓著，已是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貨幣之一。他知道，真正的風暴即將來臨。方孝孺和他的儒家正統，就是那些隱藏在暗處的敵人，推到前臺來的最強大的“王牌”。

“他們這是要挖我們的根啊。”吳銘輕聲道，語氣中帶著一絲冷意，“斷人財路，如殺人父母。毀人理念，便是絕人子孫。這一招，比藍玉的刀劍，狠辣十倍。”

果然，不久之后，一場精心策劃的輿論風暴，借著一次看似偶然的事件，驟然爆發。

事情的起因，是北疆某個剛推行“供銷社”和“軍屯新政”的衛所，發生了一起士兵毆傷胥吏的事件。起因是胥吏在丈量軍屯土地、登記造冊時，與部分習慣了舊有粗放管理的士兵發生了沖突。這本是改革推進中難免的陣痛和摩擦，若在以往，地方官員便能處理。

但這一次，事情卻被迅速放大，捅到了朝廷。都察院幾位與方孝孺關系密切的御史，聯名上奏，彈劾該地官員“推行新政過急，苛待士卒，以致激起兵變”，并將此事上升到了“新政敗壞軍民關系，動搖國本”的高度。更在奏章中引經據典，痛心疾首地指出，正是因為朝廷近年來“重商賈而輕農耕，講利害而忘仁義”，才導致了下層軍官和士兵道德淪喪，目無法紀！

奏章一出，立刻在朝堂上引發了軒然大波。文官集團中那些本就對新政不滿、或思想保守的官員，如同找到了宣泄口，紛紛附和，要求嚴懲地方官員，并“深刻反思”新政弊端。甚至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員，也開始動搖，覺得御史所言，似乎不無道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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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帝朱標面對這洶涌的輿論，再次陷入了兩難。他深知新政的好處，但也無法忽視儒家意識形態的強大力量和“動搖國本”這頂大帽子。

吳銘知道，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。這不僅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，而是方孝孺及其背后勢力，對他發起的全面總攻！若此次被壓制，不僅新政將寸步難行，他本人也將被釘在“禍國殃民”的恥辱柱上！

在又一次氣氛凝重的朝會上，面對群情洶洶的攻訐，吳銘再次站了出來。他沒有急于反駁那起士兵毆吏事件，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端坐在御階之側、一直沉默不語的帝師方孝孺。

“方先生，”吳銘的聲音平和，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力量，“諸位同僚皆言新政‘重利輕義’，敗壞人心。吳銘才疏學淺，有一事不明，想請教先生。”
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方孝孺身上。方孝孺微微頷首，神情肅穆：“秦王請講。”

“敢問先生，”吳銘緩緩道，“孔子厄于陳蔡，弦歌不輟，固然令人敬佩。然，若當時有土豆、玉米等高產作物，能讓孔子與其弟子免于饑饉，能活陳蔡無數饑民，孔子是會選擇繼續餓著肚子彈琴，還是會選擇先讓眾人吃飽飯，再論仁義？”

此言一出，滿殿皆寂！這是一個極其刁鉆，卻又直指核心的問題！

方孝孺眉頭微蹙，沉吟片刻，謹慎答道：“圣人之心，在于教化。倉廩實而知禮節，固然不錯，然若只求倉廩實而忘卻禮節，則與禽獸何異？義利之辨，不可不察。”

“先生所言極是。”吳銘點了點頭，隨即話鋒一轉，語氣陡然變得銳利，“然，吳銘在江南，所見并非‘只求倉廩實’，而是‘倉廩實后，方有力氣學習禮節’！無數貧苦百姓，食不果腹，衣不蔽體，彼時與他們空談仁義道德，何異于空中樓閣？唯有讓他們先吃飽穿暖，有了余力，方能談教化，知廉恥！”

他踏前一步，目光掃過那些攻擊他的官員，聲音提高：“諸位口口聲聲仁義道德，可曾想過，北疆將士若無充足糧餉，如何保家衛國？邊境百姓若無高產作物，如何抵御嚴寒饑餓？朝廷國庫若無穩定收入，如何興修水利，賑濟災民？這些，難道不是最大的‘仁政’？最大的‘義舉’？！”